韩愈曾与柳宗元、刘禹锡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803年），关中地区大旱。韩愈查访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正如他在诗中所写：“前年关中旱，闾井多死饥。去岁东郡水，生民为流尸。”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上报朝廷说，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这激起了韩愈的一腔怒火。他奋笔疾书，向皇上递交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反映真实情况，并请求减免这一地区的租税。韩愈这一举动不仅没有引起唐德宗的重视，反而在小人谗言之下被贬为连州阳山令。 

　　元和十四年（819年），早已被调回长安的韩愈又以一篇《论佛骨表》上疏直谏，对兴师动众、耗费巨资，掀起迎拜佛骨狂潮的宪宗加以劝诫。他在文章中恳请，将佛骨“投之于水火，永绝根本，以断天下后世的迷信疑惑”，“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一切灾殃，由臣承担，上天鉴福，绝不怨悔”。文中字字情真意切，流露出身为臣子的拳拳之心。可唐宪宗读后大为震惊，要对韩愈处以极刑。多亏一众官员为韩愈求情，他才幸免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被贬后，韩愈写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诗句，表达了他忠心进谏、一心为国为民的情怀。 

　　韩愈的乌纱得来不易。他考进士三次落第，考官时又三次碰壁，按说应该惜官如命。但他屡次犯上，逆披龙鳞，被贬之后也不吸取教训，一如既往。他傻吗？ 

　　当然不是。在提笔给两位圣上写奏状时，特别是在给唐宪宗反映迎佛骨的危害时，他早已充分考虑到可能的后果。可为什么还是冒着丢官甚至丧命的风险直言相谏？ 

　　“文死谏，武死战”，这是中国古代为官者的最高境界。韩愈曾在《龌龊》一诗中写道：“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可见，他的仕进理想就是做好一名谏官。要做好谏官，就不能怕得罪人——哪怕是皇帝。“有见辄言”，即使获罪也在所不辞。“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 这是韩愈用热血写就的心中呐喊。虽然他最终并没能做成谏官，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信条。 

　　除了个人理想，韩愈其所为还与历史传统和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息息相关。 

　　“谏诤”是中国古代士人一向的传统。而在唐代，士人们不仅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而且在实践这个传统的客观条件方面，比前代士人更具优势。一是尽管唐代前期和后期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凡是意欲有所作为的皇帝，大都比较鼓励进谏、注重纳谏。二来，除了廷议之外，唐代士人还可以通过多种场合和方式来进谏，如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或对策、上疏等等。这样就形成了唐代士人追求谏官身份、以谏官的思维方式对待君臣关系和朝政得失的社会风气。 

　　所以，以韩愈为代表的中唐文人，在发扬“谏诤”传统上表现得更加强烈和迫切，这正是中唐由盛转衰的社会现实和中唐文人的社会使命感两方面因素的驱使所致。(杨玉普 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