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朝到清朝，都有官员致仕的问题，而且越到后来，越成为定制。致仕的年龄，历朝不一，即使一朝之内似乎也没作统一的规定。历朝致仕年龄并没有很刻板的规定，在执行的过程中，往往视具体情况而定。但《礼记》讲的“大夫七十而致仕”，70岁确实是以后历朝制定致仕年龄的重要参考，也成为官员请求致仕的当然理由。

　　  官员致仕，都要上疏，请求皇帝批准，这与儒家主张的“恭让”观念有关。

　　  “盖闻古者有司年至则致仕，所以恭让而不尽其力也。”另一方面，皇帝对致仕的职官亦示以恩典和体恤：“今大夫老矣，朕愍以官职之事烦大夫……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终高年，赐帛及行道舍宿，岁时赐羊酒衣衾。”

　　关于致仕后的待遇，各朝差别也很大。两汉时，官员致仕后，朝廷只给其原官职俸禄的1/3，而且只有二千石以上品级的官员才能得到；品级低的官员退休后一般没有俸禄。魏晋之时官吏退休多不赐予财物，往往授以掌议论之“大夫”的闲职，终老其身。唐初国力强盛，官员退休后待遇比较好。五品以上官员可得半禄，有功之臣，蒙皇帝恩典，也可得到全禄。京官六品以下，外官五品以下告老退休的，各有数量不等的永业田以养老，而且永业田是可以传给子孙的。中唐以后，经过安史之乱，国力衰退，社会矛盾尖锐，朝廷内部宦官专权，朋党斗争严重，政治日渐腐败，官吏们开始贪恋官位，退休制度遭到破坏，造成政府官吏老化，暮气渐重。直到唐末，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宋代对退休官员的待遇比唐以前诸朝都要优厚，主要表现为：一是按原任官职退休；二是不论文武朝官或后宫内职，凡按制退休者，多增秩，或加恩子孙。宋真宗咸平以后，文武官员告老后，甚至还都升一级，授朝官，给半俸，几成定制。尽管退休后的待遇如此优厚，但官员们还是很少有主动退休的，因为官员在任时所能得到的好处是退休后无法比拟的。宋代一直有冗官的问题，为了鼓励官员退休，朝廷有时也采取致仕赐全俸的措施，然而收效不大。行政支出每年居高不下，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元朝致仕官员一般是月给半俸以养老，只有少数达官显贵和功臣、近臣退休后才能有幸得到全俸。明朝致仕官员待遇较低。明初，官员致仕若得不到特赐，就没有任何俸禄，即使得到特赐，也往往是半禄，得到全禄的很少。直到明宪宗成化十五年（1479），官员致仕才可以得到“月廪”和“岁夫”，就是每月可以从有关部门领取口粮，每年国家派一些仆隶到他们家做事。以后又免除致仕官员的“杂泛差徭”。清朝致仕官员的待遇一般来说比明朝好得多，休致后官员基本能得到半俸。有功之臣也可得全俸。清朝特别优待武官，高级武官往往能得到全俸，其他武官根据功绩也能得到不错的待遇。

　　古代官员致仕获得批准后，朝廷大都给予其一定的赏赐。他们在任时，往往因职官品级不同而拥有数量不等的土地，属于地主阶层。因此，致仕后他们大都不会因俸禄减少或没有俸禄而失去生活保障。对确实家贫的致仕官员，政府支给一定数量的岁米，“养其终身”。这种情况在明朝是存在的。

　　官员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退休，这是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但古代官员把退休称作“致仕”，这多少折射了中国古代政体的独有特点，即高度专制的皇权是建立在家天下的基础上的。对君臣关系，黄宗羲作了独到的论述：“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就是说，君臣有共同的职责，都是为民谋利。顾炎武则作了全新的解释：“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爵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这是说，君主与公、侯、伯、子、男，并不是天生的尊贵，他们是管理国家事务的，与老百姓一样，也是靠劳动吃饭，“禄”是他们为老百姓工作，取之于百姓的报酬。所以，君主及其各级官吏，不敢于百姓之上任意妄为以自尊，不敢厚取于民以自我享乐。清朝末年，维新、革命志士大量刊印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就是藉此制造舆论，要求政治变革。此后，历史的发展没有沿着君主立宪的道路前行，而是走的民主共和之路，这固然是由多种原因形成的历史“合力”的结果，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遗产所包含的民主思想因素，则是我们不可忽视的一个内因。（周励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