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贫民出身的皇帝打小苦惯了，坐了江山之后，不单自己节俭，而且对手下也抠门儿，也许明朝官吏的正式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据史载，若按照级别来划分，省部级干部每年的工资是576石大米，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月薪大约是12000元左右；司局级干部每年的工资是192石大米，月薪大约是4000元左右；县处级的七品官每年工资是90石大米，月薪大约1800元左右。（《明史》二十七卷《职官志》）

　　兴许有人觉得，这工资也不算低了。可是，细心的人曾经给算过一笔账，算完后您再瞧，这挣到口袋里的银两可就有点儿可怜了。首先，当时朝廷发的都是实物工资。官员领回家的不是大米，就是布匹，甚至还有胡椒、苏木，当然也短不了还有银子，可这一切都要按大米折算。于是折算率就成了朝廷斗心眼儿，玩猫腻的一招！《典故记闻》中载：明朝的户部曾将市价三四钱银子一匹的粗布，折算成30石大米，而30石大米在市场上至少卖20两银子。倘若以此来折算，完全把布匹当成工资来发，一位县太爷每年才能领3匹布，这样的粗布拿到市场上只能换2石大米（将近200公斤），月薪也就合400多块人民币。这么一算，明朝司局级和省部级的高干，月工资也就1100至3000多块钱左右。再者说，那时没有社会福利，也不时兴公费医疗，一旦官员退休，生老病死无依靠。成化十五年，户部尚书杨鼎退休，皇上加恩，每月才给了2石大米，不过400来元人民币。这还是财政部长的待遇，一般官员还享受不到。

　　最后，过去不讲究计划生育，也没有双职工这么一说，中国人讲究“多子多福”，喜欢儿孙满堂，官吏们要是有个七八口子，拖家带口，全指望这点儿薪水糊口度日，得！生活条件比如今的下岗职工也强不了哪去。(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云南人民出版社）

　　史料记载：一次，朱元璋心血来潮，想到属下家中私访。于是，事先没告诉任何人，他微服简出，来到了弘文馆学士罗复仁的家里。像罗复仁这样的学士，在明朝一般都是官居五品的大员。可朱元璋来到罗家一见，大吃一惊。罗复仁家的房屋又旧又破，室内仅有几件旧家具。罗复仁本人在家中，登梯爬高正忙着粉刷墙壁。一见皇上驾到，罗复仁赶紧从梯子上下来，吩咐夫人给皇上搬椅子。可室内的家具太破，无奈之下，只好让大明皇帝坐了回板凳。朱元璋未曾料到弘文馆学士的官邸如此寒酸，顿时动了恻隐之心，旋即赏给罗复仁一处豪宅。明朝万历年间著名的清官海瑞，在江西兴国任知县时，为了给母亲做寿，因为生活窘迫，只买了两斤猪肉，甚至连桌上的蔬菜，也都出自他亲自督率差人在衙门后院自己栽种的。（明史《海瑞集》）

　　其实，朱元璋对官员工资菲薄心知肚明，不过，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每逢官员上任，他总要召见赴任的官吏教诲一番：“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朕乃明以惠章，而刑责有不恕。以至内外官僚，守职维艰，善能终是者寡，身家诛戮者多。”（《明朝小史》卷二）这番话的大意是：我朱元璋效法古人，任命官员派往各地。这些官员刚刚提拔任用之时，他们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当官的时间一长，他们便又奸又贪。我对此早已有言在先，严格执法，决不姑息。结果是，能善始善终者少，而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者多。为此，朱元璋给部下算了一笔账，晓以利害：“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像是守着井底之泉。井虽不满，可却能每天汲水，长久不断。若是四处搜刮民财，闹得民怨沸腾，你就是手段再高明，也难免东窗事发。而一旦事发，你就要受牢狱之苦，判决之后，再送去服劳役。这时候，你得到的那些赃款在哪呢？也许在千里之外你妻子儿女手中，也许根本就没有了。不管怎么说，这些钱反正不在你手里，而在他人手中。这时候，你想用钱，能拿到手吗？你都家破人亡了，赃物都成别人的了，那些不干净的钱还有什么用呢？”（朱元璋《大诰》论官之任第五）

　　尽管朱元璋苦口婆心地把话讲明了，把账也算清了，可照样有想“拔鸟毛”、“挖树根”的腐败分子。这伙贪官徇私枉法，贪污受贿，卖官鬻爵，奢靡腐化，把朱元璋的话当成了耳旁风。为了遏止腐败，朱元璋一改“刑新国用轻典”的做法，干脆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把惩治贪官污吏作为头等大事，大开杀戒，以儆效尤。凡贪赃60两以上者，枭首示众，然后将其剥皮，里面填上稻草，挂在官衙左边，让每个为官者早晚瞻仰，知有警惕。

　　要说对付贪官的腐败，朱元璋的狠劲儿谁也比不了。据《大诰》记载，明代光是酷刑就有数十种之多。有族诛、凌迟、极刑、枭令、断手、刖足、阉割、剥指、剁趾、墨面、文身等等。此外，朱元璋自己还发明了不少令人发指的刑法，如“铲头会”、“刷洗”、“抽肠”。所谓“铲头会”，是将五至十名囚犯推入预先挖好的坑中，用土埋至颈项，只把脑袋露出地面。然后，刽子手用特制板斧排将砍去，往往一板斧下去，便有数个人头落地。所谓“刷洗”和“抽肠”更加叫人毛骨悚然。前者是将犯人全身赤裸地绑在一张特制的铁床上，用滚烫的开水往犯人身上浇。顿时，犯人被开水烫得皮开肉绽。接着，行刑的刽子手，手持铁刷，在犯人烫烂的身体上用力刷去皮肉，直至露出白骨，“至尽而死”。后者则是将犯人剥去衣服，高吊在特制的架子上，刽子手用铁钩从肛门处伸进犯人体内，将其肠子钩出，再将肠子的一端系在石头上，旋即松手，此时“尸起肠出”，犯人便被活活地刳肠而死。

　　据野史记载，明朝刑法中曾有一字叫“醢”，即是言朱元璋将贪官污吏剁成肉酱，然后分赐给各地官员叫他们吃下，永记不忘。此类说法虽不一定可靠，但却反映出朱元璋对官吏腐败的深恶痛绝。

　　在反腐败问题上，朱元璋绞尽了脑汁儿，除了思想教育和惩治打击这两手外，在制度建设方面也做得颇有成效。为了确保封建官僚机构的正常运作，防范和抑制官场腐败，同时也为了将各级官吏置于自己的严密监控之下，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开始对中央监察机构进行改革。其主要内容：废除了元朝的御史台，改设都察院。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为院长官，另设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为副贰。全国共有110名监察御史，秩正七品，分掌十三道。（每一道相当一省）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提高了都察院的级别，将左右都御史封为正四品，左右佥都御史封为正五品。第二年，他又进一步将都察院改为正二品衙门，与六部尚书衙门品秩相齐，左右都御史与六部尚书合称“七卿”。朱元璋将都察院都御史职责明确为：“专纠百官，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作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葺、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饬。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黜陟。大狱重囚，无鞠于外朝，偕刑部考察大理谳平之。其奉敕内地，拊循外地，各专其敕行事。”（《明史·明官志二》）由此可见，明朝所设都察院是将纪检、组织、公安、司法职能集于一身。

　　洪武年间，文武百官上朝时有“两怕”：一怕朱元璋的玉带；二怕御史官的绯衣。朱元璋上朝时若将玉带高挂在胸前，上朝的百官便一块石头落了地，皇上今天情绪不错，没有什么大碍。若是朱元璋将玉带揿在肚皮下面，文武百官则个个噤若寒蝉，胆战心惊，因为这是朱元璋要下决心大开杀戒的预兆，当天准有大批官员掉脑袋。而监察都御史上朝时要是穿上绯衣，便意味着在皇上面前要弹劾官员，指不定轮上谁倒霉。所以，文武百官上朝时格外留神“玉带”和“绯衣”这两件东西，只要有其中一件出现，上朝的官吏无不战战兢兢，心惊肉跳。

　　另外，朱元璋还建立了御史巡按地方的制度，名为巡按御史。这些官吏是代天子巡狩，凡吏政、刑名、钱谷、治安、档案、学校、农桑、水利、风俗、民隐都是其职责考察范围。《明史·职官志》称：“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弘治以后，巡按御史的权力更大了，侵夺了许多监察之外的权力，如行政方面“凡有大兴革及诸政务、会都、按议、经画定而请于抚、按若总督”；在军事方面“地方战守事宜，巡按得参与谋政”；在治安方面“地方若出现贼盗，巡按要下令征剿”。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创立了六科给事中的组织机构。六科给事中的设立，是为了监察中央吏、户、礼、兵、工、刑六部的活动。对应中央六部，朱元璋设立了六科，各科设都给事中一人，左右都给事中各一人为副贰。都给事中秩正七品，左右都给事中秩从七品。按规定，凡以皇上名义发出的刺敕，给事中要对之进行复核，若有不妥之处，可以封还奏报。全国各地上报给皇上的奏章，六科要根据分工按类抄报各部，并提出驳正意见。六科之官虽然为七品，但权力极大。他们侍从皇上，每日都有一人值班，站在殿中“珥笔记旨”。皇上交派各衙门口办理的事件，由他们每五天检查督办一次，倘若有拖延不办，或是动作迟缓者，由他们向皇上报告；若各衙门口完成了皇上旨意，便由六科核销。每逢京官考察自陈政绩时，这些给事中还要会同六部进行审核。在考核中，有的官员政绩突出而被皇上召见时，一般要由吏部尚书及相关科的都给事**同相陪面见皇上。

　　朱元璋建立六科给事中，可谓一箭双雕，既箝制了六部，亦限制了都察院。其用意在于加强皇权，使最高统治者便于从中操纵。同时，给事中与御史之间也有一个相互纠举弹劾的制衡。别瞧朱元璋是个大老粗，可心计一点儿不比读书人差。

　　朱元璋搞改革也懂得要“三落实”。因此，在制度落实，组织落实之后，他就琢磨着人员落实。对于选拔御史和给事中，朱元璋是慎之又慎。他曾说：“御史当用清谨介企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企则敢言。”这就是说，选御史一要品行端正、清廉则无私；二要认真细心、严谨则无疏漏；三要耿直坚定、介企则坚持原则，敢于直言。同时，朱元璋还要求这些监察官的年龄在30岁以上，60岁以下；并且有为官的经历，熟悉官场弊病；通晓民俗风情。御史正式任用前，必须经过一年的试用期，合格之后才能上岗。由此，不难看出朱元璋所设立明代监察制度的特点：

　　其一：“督察院”与“六科给事中”全都是从封建国家行政系统外部进行吏治监察的特殊机制，而监察的目的主要是针对官吏的不法行为。作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朱元璋清楚，各级官吏对于特权乃至法外特权及非法利益的追逐，是导致整个官僚机构贪赃枉法腐败变质的重要原因。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大臣们说过：“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引酒过度。凡民之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贪污蠹害吾民者，罚之不恕。”（《典故记闻》卷二）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使“朱氏天下”长治久安，朱元璋不得不对官吏的腐败行径加大打击力度。在这种形势下建立的监察制度，不啻在明朝的各级政权机构中布下了一张严密的大网，官吏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控之下。要说这种监察严密到何等程度，不妨看看如下例证：据吴晗先生《朱元璋传》中记载，官员钱宰奉朱元璋之命进行修订《孟子》一书的工作。一日，钱宰下朝回家，因感工作进展顺利，心情颇为舒畅。于是，他便乘兴吟诗一首：“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当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钱宰上朝，朱元璋一见他便说，你昨日做得一首好诗。只是我并没有嫌你迟到啊，我看还是把“嫌”字改为“忧”字如何？钱宰闻听吓出了一身冷汗，赶忙磕头谢罪。朱元璋说：“朕今放汝去，好好熟睡矣”，于是便将钱宰遣送回了老家。再有一例，奸臣严嵩在嘉靖十六年时还处于含而未发的阶段，满朝文武尚无人察觉他的奸佞，但是，监察御史桑乔和给事中胡汝霖就提出了对他的弹劾。上述例证足见明朝监察系统的严密。

　　其二，明朝监察制度所采取的是“以卑临高”、“以小制大”、“内外相维”的制约机制。封建社会的行政系统向来是从上而下地进行监督，只有上级官吏才能监督下级官吏的行为，制约他们的职权。因此，“以贵制贱”就成为封建社会的等级原则。而朱元璋所设立的监察制度却打破了上述原则，监察御史品秩低微，仅仅才是正七品官，而六科给事中也只是从七品官，皆属于低级官员。但是，他们却赋予了监察检举那些“位高品尊”的文武百官的大权，有事可以直陈天子。另外，监察官的选拔非常严格，非进士不能录用，这就使监察官的职位显得十分尊崇。同时，监察官的升迁非常快，这对于监察官来说也具有巨大的激励作用。

　　朱元璋所创立的明代监察制度具有“秩卑、位尊、权重、厚赏”的鲜明特征。“秩卑”则因官轻爱惜身家之念亦轻，不会因“高官厚禄”而有颇多顾忌，也不会像官场“老油条”那般处事，对违法乱纪姑息迁就，敷衍推诿，对责任人和相关部门左右逢源，息事宁人。“位尊”则因地位殊荣而敢于进言，同时也可以得到精神慰藉。为使监察官勇于以身殉职，明朝皇帝特别明令凡“死谏、死节、阵亡者都给赠官”的殊荣，极力提倡和宣扬“忠君报国”的理念。“权重”则因有“能整饬吏治之威重”，所以能充分发挥其监察作用。“权重”的结果让监察官们倍感责任重大，激发了他们的进取精神，达到了“以小驭大”的作用。“厚赏”则因奖励丰厚，促进了监察官的锐进精神，使他们觉得从事此项职责，是仕途进身最有利的途径。正是由于“秩卑而命尊，官小而权重”的特点，因此明代的监察制度对于澄清吏治取到了一定的成效。

　　其三，明朝的监察制度具有动态机制，是采取定期与临时相互交替的巡按方式对地方官员进行考察监督。封建社会中的行政监督，一般是采取由固定的上级部门和官吏对下级部门和官吏进行考察。这种办法固然简便易行，但日久成弊，极易形成官官相护的陋习，造成行政监督难以发挥实效。朱元璋为了克服这一流弊，对地方官员的监察采取了定期和临时交替的巡视方法，发挥了监察的作用。同时，对于外派的监察官吏，他采取了定期更换的政策。这些措施，不仅防止了监察官与被监察者相互勾结，沆瀣一气进行舞弊，保证了监察质量，而且也防止了监察机构自身的腐败变质。朱元璋所推行的这一整套澄清吏治的监察制度，表现了他政治上的成熟，以及驾驭国家政权的能力。顾炎武对此曾有过中肯的评价：“今之监察御史，巡按地方，为得古人之意矣，又其善者在于一年一代。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监临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则情亲而弊生，望轻而法玩。故一年一代之制，又汉法之所不如。而察吏安民之效，已见于二三百年者也。若夫倚势作威，受赇不法，此特其人之不称职耳。不以守令之贪残而废郡县，且以巡方之浊乱而停御史乎？”（《日知录》卷九）

　　在这种制度和机制下，监察官吏成为明朝政坛上一支活跃的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明代的二百七十余年当中，涌现出不少优秀的监察官员，他们秉公执法，忠直敢言，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甚至不惜以命相搏。如洪武时期御史韩宜可劾丞相胡惟庸；成化时期给事中吴原、御史徐镛劾西厂首领太监汪直；嘉靖时期给事中吴时来，御史王宗茂、邹应龙劾内阁首辅严嵩、严世藩父子；天启时期左副都御史杨涟劾“九千岁”大太监魏忠贤，都是明代监察官壮怀激烈，弹击奸恶中最著名的事例。

　　甚至对于封建王朝的最高君主，有的御史也敢冒杀头之险，犯颜直谏。洪武年间，御史周观政巡视南京奉天门时，恰巧遇见太监正领着一伙女乐往奉天门内走去。周观政当即上前制止，但领头的太监自以为有圣旨在身，不把周观政放在眼里，与其强辩。周观政坚持说就是有圣旨也不得违背大明的内宫制度，坚决不准女乐入内。太监无奈，只好回宫面奏朱元璋。不多一会儿，传出皇上口谕，不再让女乐入宫。周御史可以回去安息。不料，周观政不依不饶，坚持“必面奉诏”。没有办法，朱元璋只好亲自出宫进行安抚，对周观政说，你做得对，我已经反悔，不用女乐了。无庸置疑，正是由于明代监察制度和这些监察官的努力，不仅维护了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保障了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且也保卫了“朱氏天下”皇权的稳固。

　　尽管明代监察制度之完备，人员之庞大，权力之威重，作用之巨大，超过历朝历代，堪称中国历史之最。但是，由于封建社会本身的性质所决定，这种制度对于吏治的监察并非是万能的，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

　　其一，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专制社会，一切法律、制度都必须围绕巩固皇权和封建专制君主制度而设定，对于监察制度也是如此。明代监察制度所赋予监察官的职责，只是一个“弹劾权”，并不能直接对贪官污吏进行处理，最高的决定权是操纵在皇帝手中。对于贪官污吏的腐败该不该惩治，该何时惩治，惩治到何种程度，以及惩治的范围与力度并不是取决腐败分子罪行的大小、危害的程度，而是取决于皇帝的好恶与喜怒，取决于他个人的利害得失。归根结底，监察制度的实施与否，完全是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统治者的贤明与昏庸，与他的个人品质和才干联系在一起。

　　由于监察官的权力是皇帝授予的，从根本上说，尽管有了明确的法律和严密的制度，但仍然是人治天下。因为监察官无论怎样弹劾、谏诤，如果得不到皇帝的支持，还是瞎掰！对于吏治腐败的惩治与打击，完全以皇帝本人的意志为转移，皇上说腐败，就是腐败，皇上说该惩办，就得惩办。

　　从明代历史上看，监察官在执行监察职责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得罪既得利益的权贵和官僚特权集团，并遭到这些势力的疯狂抵抗、反扑、毁谤、甚至迫害。所以，监察官们执法办案必须也只能依赖于皇权的保护才能进行。倘若失去了这种保护，不仅吏治监察寸步难行，而且监察官的下场也将是非常悲惨的。从监察制度与监察官吏对皇权的依赖进行分析，明代监察制度背后，散发着浓厚的人治气味。也正因如此，这种监察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和吏治昏暗的弊端。从对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严嵩的弹劾案来看，就充分暴露了监察制度的这种缺陷。

　　严嵩，字惟中，号介溪，江西分宜县介溪村人。自幼聪颖，在乡里号称“神童”。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严嵩考中进士，被选中为翰林院庶吉士（练习办事的后备官员）。孝宗病死后，十五岁太子朱厚照继位，是为明武宗。因朱厚照年幼且荒淫无度，导致宁王朱宸濠叛乱。1521年，武宗朱厚照死去，由兴献王朱厚癅 继位，年号嘉靖。嘉靖皇帝笃信道教，严嵩便投其所好，深得明世宗的宠爱。每逢斋祭大礼，嘉靖斋醮焚化的“青词”（一种用朱墨写在青藤纸上的骈体行文，用做祷告上苍，求神保佑）。一概由严嵩执笔。由于这层特殊关系，严嵩得以加封太子太保。

　　嘉靖好道，身居宫苑，在长达四十五年的皇帝生涯中，竟然有二十多年从不上朝，专事玄修。朝中大事，完全依赖严嵩。在严嵩担任内阁首辅的二十一年中，他趁机树植党羽，分据要津，收受贿赂，卖官鬻爵，致使“文武将吏尽出其门”。在当时，严嵩简直是气焰蔽天，权倾朝野，不仅满朝文武纷纷阿附，甚至连六部尚书也曲意逢迎。

　　就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一批批监察官吏却挺身而出，不顾身家性命，与严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从嘉靖十六年到四十二年中，众御史和给事中为搬倒奸臣严嵩，不断上疏弹劾，但一个个却如飞蛾扑火，不断遭受重创。嘉靖二十四年，御史何维柏疏劾严嵩贪罪，将他比做唐朝奸相李林甫，并直言严嵩推荐方士为皇上炼丹纯属邪路邀宠。嘉靖闻之，大为恼怒，不但严嵩毫发未损，反而下令将何维柏逮捕治罪。嘉靖三十一年，御史王宗茂冒死上疏，历数严嵩八大罪状：卖官鬻爵，结党营私；选拔人才，惟贿是问；贪污财物，数额巨大；广占良田，修筑豪宅；纵奴行凶，虐害居民；穷奢极欲，生活腐化；耽误国事，民怨极大；豢养爪牙，扰乱朝政。王茂宗恳请皇上严惩国贼。但是，这一番肺腑忠言，却又遭到嘉靖的厌恶，他认为王宗茂是“诬诋大臣”，将他贬为县宰。严嵩借机又削夺了王宗茂父亲的官职，致使其父含愤而死。紧接着，嘉靖三十二年、三十七年御史赵锦，刑科给事中吴时来纷纷弹劾严嵩，但得到的不是严刑拷打，削籍为民，就是逮捕入狱，充军流放。

　　直到严嵩八十岁时，人渐混沌，精力不济，处理朝政，奏对不当，给皇帝所写“青词”又往往叫人捉刀代笔，不能叫嘉靖满意，因此渐渐失宠。嘉靖四十年，御史邹应龙上疏再次弹劾严嵩父子，并言“如果我说的不是事实，请把我的头砍下来以谢严嵩父子”。世宗看到邹应龙的上疏，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下旨让严嵩退休，贬严世藩充军雷州。但严世藩竟然抗命不从，反而勾结倭寇图谋不轨。嘉靖四十二年，御史林润上疏再次上奏朝廷，世宗闻听大怒，下令将严世藩处死，又下诏将严嵩及其孙削籍为民，籍没家产。喧嚣数十载的严氏父子的丑恶势力，终于土崩瓦解。

　　虽然，明朝有如此严密的监察制度，又有许多一心为国，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的监察官，但为了反掉一个贪官，竟然花费长达二十六年的时间，这充分反映出如果以人治天下，那么，就算是有再完美的制度也无济于事。因为，取悦一人，便可横行天下，控制一人，便可以抵挡住制度的所有进攻。

　　其二，明代的监察制度虽然发展得比较完备，在维护封建统治和巩固皇权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毕竟这些监察官吏是由封建官僚所组成，因此，其自身必然随着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日益衰败，统治集团的日益腐化而蜕化变质，最终沦为统治阶级集团内部各个利益派别争权夺势的工具，从而失去了澄清吏治的制衡作用。在明世宗嘉靖至明神宗万历的近百年间，廷臣纷乱芜杂，言官蛊惑是非，皇帝与大臣，大臣与大臣，彼此之间相互猜忌，相互利用。这时候，无论是监察官还是被监察的廷臣，都高举着效忠皇上，反腐败的大旗，相互攻讦。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形成了东林、齐、楚、浙四党交恶；内阁、吏部与言官（即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三足鼎立的局面。此刻的监察制度与吏治考核机制，已经成为各派党争手中“党同伐异”，“罔上行私”的工具。尽管监察官吏们仍信誓旦旦地声称要“澄清吏治”，稳固国家社稷的“万世基业”，但“居言路者各所其他”。在万历年间，齐、楚、浙三党的党争，竟然是由监察官们一手造成。

　　一旦监察制度成为各派党争的工具，明末国祚消沉的颓势便显露出来。万历年间三次核察官吏，尽管监察制度仍在执行，监察机制仍在运作，但此时的监察已今非昔比，其目的已经不再是吏治的整顿，而变成了各种势力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的角逐，“名为核察官吏，实为党争托辞”。一时间，大臣之间狗咬狗，左右弹劾；朝廷上下无头绪，相互掣肘。同时，贪污纳贿之风也在科道官员中不断滋长，监察官吏“以除奸扶正为名，卖官纳贿为实耳！”（李清《三垣笔记》）

完备的监察制度并没有使封建专制王朝的吏治得以澄清，也未能使监察官吏自身获得永久的疫力。明朝的监察制度与其机构最后的蜕变，是封建腐朽的专制制度必然的结果，也是监察制度与监察官们自身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