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持续发力，曾经40多本台账文件夹垒起来近一人高，两个多月处理455个文件等文山高如云的现象正在逐步消失。近年来，党中央部署开展了文山等加重基层负担问题整治工作。各地积极推动党中央出台的一系列减负举措落地落实落细，成效不断显现。

　　发文数下降，动辄发文、层层发文的惯性被刹住。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发文数量下降，困扰党员干部的重重文山逐渐减少。成效最显著的是源头得到了治理。中央层面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严把发文关，定下规模硬杠杠，指导各地区各部门科学制定文件年度计划并严格执行。数据是变化的真实写照，2019年，各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发文数量同比降幅均超过30%；2020年，各省区市发文数量同比减少28%，中央和国家机关发文数量同比减少14%。其次，发文权限得到统筹。如云南严格控制向县级以下发文的数量，又精简基层向上级报文报表的数量，明确各级单位贯彻落实中央和上级文件，可结合实际拿出务实管用的举措，除有明确规定外，不再层层制定贯彻落实配套文件，杜绝了“以文件贯彻文件”现象。再者，灰色地带得到清理。如浙江玉环对本地行政规范性文件等进行全面梳理和评估，共废止和宣布失效规范性文件、政策性文件53个，坚决压缩了数量。

　　八股风渐消，开门见山、务实戒虚的氛围已形成。从长篇大论到千篇千面、高效实用，文件提质增效，不再是文来文往空转忙，重发文轻落实的现象得到扭转。一大变化是篇幅愈加精练。长篇大论少了，言简意赅的多了。如湖南明确发短文严格控制篇幅，限制文件字数，规定除中长期规划等文件外，其他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综合报告不超过5000字，专项工作报告不超过2000字。内容愈加务实是另一大变化。不讲空话、虚话、套话，泛泛而谈少了，聚焦问题的多了。如疫情期间，江苏南京落实中央出台的纾困惠企文件时，针对本地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成本高、审批环节多等共性突出问题，从科技创新支持、产业发展引导、财政金融扶持、企业服务保障等4个方面细化政策，与企业共克时艰、共渡难关。三是语言愈加清新。切实改进文风，重推敲轻落实少了，简单质朴的叙述多了。如甘肃某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一份指导工作的文件，题目就叫《温馨提示》。该《温馨提示》全文不足千字，清楚明了，接地气，让读者对近期的重点工作一目了然。

　　执行力提升，实时预警、动态纠治的机制已健全。各地各部门既抓好当下改，又聚焦长久治，着力把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级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找出来、解决好。基层干部反映，纠偏正向更加及时。如四川成都通过设立基层减负监测点，实时掌握发文的动态情况，做细统计分析，倒查上级工作中是否存在层层加码、文风不实等情况，为纠治把准脉、开好方。同时，发现问题更加便捷。如陕西等省不断加快推进机关信息化建设，积极推广电子公文和二维条码应用，逐步实现文件和简报资料网络传输和网上办理，以数据化成果形式储存可查可阅资料，既杜绝了事后补台账、造台账等形式主义，又能形成预警、监督、问责、整改、治理的工作闭环。此外，通报曝光更加规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靶向纠治发文方面文山高耸、改头换面、明减实不减等问题。如2020年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调整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数据统计指标，将“文山会海反弹回潮”等问题纳入月报内容，纠治更加精准有效。

　　总的来看，文件数量和篇幅等都在逐步压缩，各级特别是基层干部深有感触，给予充分肯定。但大家也反映，基于多种因素，这个问题依然暗流涌动、存在反弹回潮隐患。比如红头变白头，有的单位和部门为了减少发文数量，就通过不标注文号、加个便签等形式变相下文，下发至基层的文件数量仍有不少。又比如材料变素材，有的单位和部门将“要材料”改称所谓“提供工作素材”，但报送的内容要的又多又急，基层干部面临的材料压力仍然很大。治理文山这个痼疾顽症，要像纠正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一样抓好“常”“长”，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打好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