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落马官员案例中，每每都能发现信奉迷信的内容。推而论之，还在位的某些，未必不然。倘若只有落马的才保留了原始人类传衍下来的这种愚昧信仰，也太巧了。耳闻目睹，笃信风水一类，今天在各级领导干部的一定范围内仍然颇有市场。放在封建时代，这才算不上奇怪的事情。历朝历代，可谓不绝如缕。

　　先看看唐朝的事。如《朝野佥载》云，源乾曜当宰相时，有天不知为什么“移政事床”。这下可不得了了，当时宰相的一个迷信是不能挪床，“移则改动”，官要当不成。“时姚元崇（即姚崇）归休，及假满来，见床移，忿之”。源乾曜吓得够呛，以至于要向姚崇“下拜”来表示歉意。在《唐语林》转引的《大唐传载》里，政事堂中也有一张挪不得的“会食之床”，迷信说法是“移之则宰臣当罢”，或者“不迁者五十年”，当不成宰相，或者50年内升不上去。但宰相李吉甫觉得非常荒谬，他说：“朝夕论道之所，岂可使朽蠹之物秽而不除？俗言拘忌，何足听也！”他坚决要移，因为床底下实在太脏，必须得打扫了。他声称自己若是因此而罢官，“余之愿也”，不怪别人。结果从床底下“铲去聚壤十四畚，议者称焉”，大家还是叫好的。姚崇是玄宗时人，李吉甫是宪宗时人，相距差不多百把年，因而两床虽然未必是同一个，但群僚迷信的心态并无二致。

　　源乾曜移床之后，他和姚崇的相位也确实丢了，是不是真的触怒了什么庇护的神灵呢？显然不是，问题还在于他们本身。源乾曜为官纯粹是一个摆设，当到宰相这个级别，他已经相当满足了，接下来就是明哲保身，遇事“皆推让之”，自己一点儿主意没有，“但唯诺署名而已”。因为挪床，让玄宗终于找到了一个下手的借口也说不定。姚崇呢，是个人才绝对不假，但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不能把握好自己，纵容子女收受贿赂又百般庇护，为下属开脱而徇私枉法。如此等等，使得玄宗对他不再信任，姚崇害怕了，才“频面陈避相位，荐宋璟自代”。那么，二人为相不成，与挪不挪床又有什么关联呢？

　　再看看宋朝的事。《清波杂志》云，宋徽宗时，“除擢侍从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咎，然后出命”。侍从，随侍君王左右之人。日者，职司占候卜筮之人。升官之前先给算命的过一下，那些靠迷信吃饭的人难免不神气起来，“谓士大夫穷达在我可否之间”。《老学庵笔记》说的是宋神宗时，“建尚书省于皇城之西，铸三省印”，米芾说“印文背戾，不利辅臣”，很不吉利，所以“自用印以来，凡为相者，悉投窜，善终者亦追加贬削”，只有苏颂是个例外。蔡京信了米芾的说法，“再领省事，遂别铸公相之印”。后来，又有人说尚书省居白虎位，不好，蔡京“又因建明堂，迁尚书省于外以避之”。种种迷信招数都做足了，蔡京“亦窜死，二子坐诛，其家至今废”。陆游说：“不知为善而迁省易印以避祸，亦愚矣哉！”

　　明朝的人嘲笑宋朝的人，说他们“中书省官一半岁月，与神鬼干事”，尽搞迷信了。其实他们正属于“老鸦落在猪身上——看见别人黑，不知道自己也黑”。《菽园杂记》云：“今人以正、五、九月，新官不宜上任。俗吏信之，而见道明者固不忌也。”俗吏为什么要忌讳这三个月呢？有人说，“宋尚道教，正、五、九月禁屠宰”，而“新官上任，祭告应祀神坛，必用宰杀”，因为没有牺牲可用，所以新官不愿意这三个月上岗。明朝这些人不知原委，还以为大不吉利。

　　清朝还是这样。以翰林院为例，《郎潜纪闻三笔》云：“堂不启中门，启则掌院不利。又门前沙堤中，有土凝结成丸，倘或误碎，必损翰林。又原心亭之西南隅，翰林有父母者，不可设坐，坐则有刑克。又左角门久闭不启，启则司事者有谴谪。”如此等等，把个充满文化气息之地直弄得乌烟瘴气。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典籍，里面有两句话却可以抛给少数脑子里还装着封建残渣的党员干部，一句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另一句是“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虽然这两句讲的是前人“三观”中的医理，但尤其“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不是值得笃信迷信之辈去细细咀嚼、品味吗？（田东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