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好道，身居宫苑，在长达四十五年的皇帝生涯中，竟然有二十多年从不上朝，专事玄修。朝中大事，完全依赖严嵩。在严嵩担任内阁首辅的二十一年中，他趁机树植党羽，分据要津，收受贿赂，卖官鬻爵，致使"文武将吏尽出其门"。在当时，严嵩简直是气焰蔽天，权倾朝野，不仅满朝文武纷纷阿附，甚至连六部尚书也曲意逢迎。

　　就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一批批监察官吏却挺身而出，不顾身家性命，与严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从嘉靖十六年到四十二年中，众御史和给事中为搬倒奸臣严嵩，不断上疏弹劾，但一个个却如飞蛾扑火，不断遭受重创。嘉靖二十四年，御史何维柏疏劾严嵩贪罪，将他比做唐朝奸相李林甫，并直言严嵩推荐方士为皇上炼丹纯属邪路邀宠。嘉靖闻之，大为恼怒，不但严嵩毫发未损，反而下令将何维柏逮捕治罪。嘉靖三十一年，御史王宗茂冒死上疏，历数严嵩八大罪状：卖官鬻爵，结党营私；选拔人才，惟贿是问；贪污财物，数额巨大；广占良田，修筑豪宅；纵奴行凶，虐害居民；穷奢极欲，生活腐化；耽误国事，民怨极大；豢养爪牙，扰乱朝政。王茂宗恳请皇上严惩国贼。但是，这一番肺腑忠言，却又遭到嘉靖的厌恶，他认为王宗茂是"诬诋大臣"，将他贬为县宰。严嵩借机又削夺了王宗茂父亲的官职，致使其父含愤而死。紧接着，嘉靖三十二年、三十七年御史赵锦，刑科给事中吴时来纷纷弹劾严嵩，但得到的不是严刑拷打，削籍为民，就是逮捕入狱，充军流放。

　　直到严嵩八十岁时，人渐混沌，精力不济，处理朝政，奏对不当，给皇帝所写"青词"又往往叫人捉刀代笔，不能叫嘉靖满意，因此渐渐失宠。嘉靖四十年，御史邹应龙上疏再次弹劾严嵩父子，并言"如果我说的不是事实，请把我的头砍下来以谢严嵩父子"。世宗看到邹应龙的上疏，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下旨让严嵩退休，贬严世藩充军雷州。但严世藩竟然抗命不从，反而勾结倭寇图谋不轨。嘉靖四十二年，御史林润上疏再次上奏朝廷，世宗闻听大怒，下令将严世藩处死，又下诏将严嵩及其孙削籍为民，籍没家产。喧嚣数十载的严氏父子的丑恶势力，终于土崩瓦解。

　　虽然，明朝有如此严密的监察制度，又有许多一心为国，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的监察官，但为了反掉一个贪官，竟然花费长达二十六年的时间，这充分反映出如果以人治天下，那么，就算是有再完美的制度也无济于事。因为，取悦一人，便可横行天下，控制一人，便可以抵挡住制度的所有进攻。

　　其二，明代的监察制度虽然发展得比较完备，在维护封建统治和巩固皇权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毕竟这些监察官吏是由封建官僚所组成，因此，其自身必然随着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日益衰败，统治集团的日益腐化而蜕化变质，最终沦为统治阶级集团内部各个利益派别争权夺势的工具，从而失去了澄清吏治的制衡作用。在明世宗嘉靖至明神宗万历的近百年间，廷臣纷乱芜杂，言官蛊惑是非，皇帝与大臣，大臣与大臣，彼此之间相互猜忌，相互利用。这时候，无论是监察官还是被监察的廷臣，都高举着效忠皇上，反腐败的大旗，相互攻讦。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形成了东林、齐、楚、浙四党交恶；内阁、吏部与言官（即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三足鼎立的局面。此刻的监察制度与吏治考核机制，已经成为各派党争手中"党同伐异"，"罔上行私"的工具。尽管监察官吏们仍信誓旦旦地声称要"澄清吏治"，稳固国家社稷的"万世基业"，但"居言路者各所其他"。在万历年间，齐、楚、浙三党的党争，竟然是由监察官们一手造成。

　　一旦监察制度成为各派党争的工具，明末国祚消沉的颓势便显露出来。万历年间三次核察官吏，尽管监察制度仍在执行，监察机制仍在运作，但此时的监察已今非昔比，其目的已经不再是吏治的整顿，而变成了各种势力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的角逐，"名为核察官吏，实为党争托辞"。一时间，大臣之间狗咬狗，左右弹劾；朝廷上下无头绪，相互掣肘。同时，贪污纳贿之风也在科道官员中不断滋长，监察官吏"以除奸扶正为名，卖官纳贿为实耳！"（李清《三垣笔记》）

　　完备的监察制度并没有使封建专制王朝的吏治得以澄清，也未能使监察官吏自身获得永久的疫力。明朝的监察制度与其机构最后的蜕变，是封建腐朽的专制制度必然的结果，也是监察制度与监察官们自身的悲哀。